回忆我在羊城晚报当记者的日子

两年前，我又在一家市级晚报，依然是做一线记者。报社的揭黑记者会经常被打。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爆料，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我曾参与调查一起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我在调查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化装成矿工下煤矿找材料，由于不熟悉当地的语言和情况这次采访可谓险象环生。就在我们卧底两天准备结束调查的时候，我的同事因为大意丢了录音笔在床上被矿主的弟弟也就是二老板发现。这个二老板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矿主，他是个戴着金丝眼镜开着宝马车很是白净的一主儿。这小子拿着录音笔把我和同事叫到了办公室，一进门我们就发现架势不对，端坐在老板台后面的二老板一副热情的样子，吩咐助手倒水拿水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哥们把我和同事上下反复打量了好几遍问到：“两位来我们这里采访怎么不打个招呼呀，这两天委屈你们住在工棚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其实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二位可以直说。大家做个朋友嘛，何必搞这么多事情呢？”言语中充满了敌意。

我和同事都属于皮肤比较黝黑的那一种,再加上身上那身民工衣服。从外表上是很难分辨的，在下井之前我们已经就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反复推敲了好多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和同事的配合还算默契，我用带着浓重河南腔的话回答他：您是什么意思？我是做工的。”并和同事相互打着掩护应付着眼前这个“白净”的煤矿老板。“我看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呀！”一声重重的推门声后，从外面跳进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把我们架了起来手里还拿着工棚旁边平时矿工们吃西瓜用的砍刀。“搜搜他们！”两个壮汉把我和同事搜了个遍，把我们放在床底的两个背包也拿了出来，结果除了几件破衣服和身上皱巴巴的十几块钱什么也没搜到。二老板疑惑着，晃动着手里的录音笔问：“这个是怎么回事？”我的同事红着脸说：“在镇上喝酒的时候顺手偷的。”我马上补充：“叫你不老实，俺说了不能偷人家的东西。老板，俺知道，那天上镇上喝酒，他顺手偷人家的。”万幸的是那个录音笔是空的，没有语音记录。二老板哼哼着，沉默了片刻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滚，干活去，这个没收。”我的同事还想说什么，我扯了扯他的衣角阻止了他，和他走出了二老板的办公室。

我知道二老板是不会这么轻易相信我们的话的，走出来以后，我马上告诉同事去工地厕所把手机拿出来赶紧打电话给驻守在镇上的另一组同事，要求他们联合当地派出所的同志赶过来解救我们。2个小时以后远处响起了警笛，我和同事终于脱险，带着调查的材料被另一组同事接出了这个令我们险些丧命的矿井。

我们回来后，因为我听说，该市的煤矿老板是全国人大代表，出了名的，圈内的人都知道，他们后台很硬。我写好稿件叫主任签发，主任当时没有表态做还是不做。正当我正在犹豫的时候，部门主任在群里转发了一个通知，正是关于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报道禁令，是市宣传部下发的，说不允许市里的媒体去报道这件事情。

这样的禁令隔几天就有一个，在无奈之余，我竟有点如释重负。

这样的事情见多了，我出去采访时候更谨慎了--实际上是更加胆小了。我们采访报道一些负面新闻，某省委的某宣传部长，对一名忠于职守的记者进行了痛骂，原因是我们采写了负面新闻报道，违反了省委给全省媒体宣传工作定下的“对党政机关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曝光批评”的潜规则。面临官位不保的危机，部长本能地情绪化以至于失去理性，故而把一肚子的委屈都倾泻给为职业操守而奔忙的记者。

做反腐记者越来越有经验，我才明白，原来各种媒体都被地方上的一只黑手，直接或间接地操控着。为啥各地正义的记者被骂、被打、被非法拘禁的事件，经官方接手调查，到最后为什么就烂尾了呢？原来，有些地方，已经被某些领导经营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一到他们的“独立王国”，共和国宪法、法律都已经失灵，都被“特定的人”代替，都被“特殊的口令”代替，都被“特殊的权力”代替。

每一天都报道正面新闻，所有的文章都是八股文，内容全是省市领导的活动，指示和讲话，偌大的版面上，没有一个负面新闻几乎没有见过。在那里只有假大空的宣传，整个报社充斥着腐朽的官僚气息，毫无生气。每天开早会社长告诉我们报喜不报忧，领导喜欢看的新闻。管你网友喜欢不喜欢，反正是财政拨款。

没过多久我便离开了。《撰稿：张子保》

选自：记者报